“死要面子活受罪”出自东方国土。在众多“为他人好”的好人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人的性格正是荣格说的集体性人格。匮乏个性化的集体性人格，映射的仍然是封建强制文化：大统一（屏蔽异己）声音。从文化习俗，比如过春节，许许多多的人已感到是受罪节，累在繁复的人情，罪在“若没钱没对象”＝不成功 ＝ 丢父老亲人的颜面，所以即便真相是还没钱没对象，你也得为了他们的面子，为了他们的想法，而假装“成功了”。又如：有些貌合神离的婚姻，之所以宁愿受婚姻的苦，是因不能忍（或担心）别人的看法、别人的同情、别人异样的眼光。透过这些，看出主体的“集体性人格”特征：自己的言行必须考虑到他人。在许多应酬而非真实的人际关系里，必然夹杂的是尴尬、无赖、被绑架。这些毫无意义，甚至制约人性的文化习俗，人们已深感负累，但又根本卸不下来。
很多“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例子，让我们同样发现这个事实：他们的早期环境，就是一个超级“共生”家园，也是一个说教的集体。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倾注力量给予的“你是我们的核心”→“你应该成为…”→“我们全都是为你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是我的命”。有一对父母，因为女儿（是同性恋）不是他们期望的人，而不想活了。
这样家庭的孩子长即便大了，他们的心理仍处于“共生”关系，个性结构里有太多的“他我”。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在心理与思想上，没有边界的，那么在婚姻或其他关系中，他们难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即容易投射性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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