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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神经症现象之四:谁在强迫我(一)

作者: 熊玲 时间:2008-07-26 浏览次数:5207

  解读神经症现象之四:谁在强迫我

(一)
 
    人有一种痛苦是强迫反强迫。如自己不知哪来的力量强迫自己反抗强迫思想。
    人人都有强迫现象,如自动而执着地坚持上网、抽烟、写作、钓鱼、实验研究…任何良好或不好的习性养成,任何事业的成功,是需要甚至是依赖人的强迫性追求的。也可叫做神经质的追求。
    因某种固恋而形成了痛苦的自我束缚感,便是神经症性强迫追求的结果。
    强迫症是在所有神经症中体验痛苦最痛的一种心理病。其强迫反强迫现象令他们不可思议,令他们痛恨不已。用现象学解说,他们是“跟自己的影子做殊死斗争”的典范。不可思议的,是自己都觉得其表现是那么荒谬,如心理总有控制不住想跳楼的冲动;痛苦的是自己总也制止不住这荒谬的想法;苦到欲罢不能,是自己对这份反强迫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的悔恨!
    强迫症患者并不知其痛苦的根源性东西是什么,只知自己是陷入了强迫性思维。各种强迫症类型的痛苦表象都一样:情绪持续的紧张与焦虑,内心因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惶恐不安。形象地说,他们很像是完美不能的奋斗者,是禁欲的欲望者,是高度自我控制的失控者,是极不安全的安全者。他们生活在强迫和被强迫中,其思想行为甚至身体似乎被什么强迫控制着,为摆脱被控制感而又强迫自己反抗这种“强迫控制”。
    当进入强迫反强迫的循环怪圈而不得自由时,被缚的“我”无法看清究竟谁在强迫我。但他会穷究下去——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被谁在强迫呢?
   (1)被自我的创伤记忆强迫
    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经历创伤与痛苦,与母体分离是人原始的创伤。之后许多分离性创伤就伴随着人的一生。如此说来创伤与痛苦正是助人成长的动力。但是,对于神经症来说,分离(或丧失)性创伤正是他们患病或痛苦的根源。
    强迫症的强迫性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这跟早期某种创伤性记忆有关。但有别于创伤性神经症的创伤来源。创伤性神经症过去所受的伤害是来于外界,其灾难情景的创伤记忆是他们痛苦的致病源。而强迫症的创伤记忆,源于早期客体关系所致的心理创伤,它构成的是一种自我内部威胁的创伤性记忆。
    例,某年轻女士(化名小英)。四年前出现“头不在我的脖子上,好像我的头不是我的”强迫思维,为此痛苦不已。去年参加工作后出现见到异性就脸红,为控制这一害羞感,她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异性呵脸红呵,结果是想得更厉害。
    小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教养严厉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强迫个性的男人,从不善表达温暖之情,对小英只有学习高要求;母亲是一个唠叨的受难型的女人。学习和交往朋友方面,小英常被父母训斥“木头脑袋”“不长脑袋的家伙”。在她6岁时因跟表哥(大她2岁)同床午睡,被父亲从床上抓起狠狠臭骂了一顿。上初中不久,有一次因跟男同学玩得傍晚回家被父亲痛打。另一次从同学那里借来一盘影碟(当时家里有几个亲戚),播放前不知啥内容,放出后才知是三JI片,父亲气急败坏对她又骂又打,小英当时羞辱难当,恨不得钻进地下。从此她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她记得来月经初潮时那种惊慌失措的难堪,想问母亲是咋回事,却感觉母亲知到这事而欲问又止,继而感觉母亲是一种冷漠和回避态度,这让她更加羞愧不安……那样的环境下,小英经受着高压控制感,体验着焦虑恐惧,学会了压抑,学会了防御一切羞辱性惩罚的应对方式。
    也许,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家庭吗?但生活喜欢制造不可思议。临床咨询中确有太多这样的强迫症家庭塑造出的强迫症子女。也许,这样的例子的现实意义在于,对重视“父母的人格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呼吁。
    通过例子似乎已经能看出,一个人的病症与她早年的创伤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像小英一样的强迫症的人,她并不觉得她的痛苦是受过去创伤事件的经验影响,并不认为是对过去创伤记忆的强迫反应。她会反复强调:我是不喜欢父母对我的教育和态度,但都过去了,我能理解他们。我痛苦的并不是过去他们对我的不好,而是强迫我思考的“头不在脖子上”的怪念和“脸红”的怪现象使我万分痛苦!
    凡有被强迫(被控制)感的强迫症者,都坚定认为自己是被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在迫害自己。因此他们也只关注一个焦点,怎样消除迫害我的强迫症状。不幸的,强迫性症状是保护自己内心不安的一种防御形式,你强迫自己消灭它,它不但没消灭反而被强化了。因此解除痛苦的关键是,当事者要理解真正强迫你的是自己内心的控制而非强迫症状,要明白强迫症状仅是一种表象是结果,真要消除症状,就必须正视症状背后隐形控制的东西。
    从小英的案例来分析,她很痛苦“头不在我脖子上,脸红”的怪意念和怪现象的反复出现。她反抗这些强迫思维非常可理解,因为感觉头不在脖子上的确很荒诞,见异性脸红的确让人羞怒,故有绝对理由反抗它们。在这样合理化与怪现象对抗的过程中,她会完全忽视自己早已被压抑的愿望(如幻想是个男孩,渴望父母爱她),以及指向父母的敌意。任何人在童年时,若不幸遭遇父母无意识(我们得承认,没有哪一个父母会有意识伤害自己的孩子!)的人格伤害或精神打击,都肯定是惊恐和无助的,不知道该怎样反击,内心只体验着害怕和威胁。孩子也会意识到,若有反抗情绪仍是表现不好,会导致更重的惩罚性伤害,同时有失去被爱的危险,因此必然要压抑对父母的怨恨。
    处于这样的关系控制,首先会导致孩子一个“坏我”的自我形象。所谓的自卑、自责、敏感、多疑等个性就是这样形成的。的确,一个人早期病理性的亲子环境,是培植人的神经症心理的隐患。常言道,一个人现实的遭际都是他过去心态的投影,就是这个道理。而神经症患者的现实生活,正是被他心理的过去支配着。
    小英来于过去父母惩罚她的事件上,持续强烈体验着紧张、恐惧,而每一次恐惧中会加重她“又犯了错误”的感觉。当然她不可能明白错在哪里。只感觉被大人指责本身就说明肯定是自己错了。随着逐渐长大,意识发展了,她似乎明白自己的“犯错”与男女关系和性有关,与父母骂自己不长脑筋、没长脑袋,与父母冷漠的态度有关。她的人际关系狭窄而简单,除了拼命学习以外,几乎习惯了自我思考、自我研究那些“相关”的现象。她庆幸自己终于有了满意的婚姻。因此她无法容忍自己有了婚姻,为什么见了异性要脸红,为什么有那怪异的念头!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过程自动受快乐原则的调节,这意味着 人的任何一种活动过程如果源自不快乐的紧张状态,都必定采取“避免痛苦,产生快乐”的途径。
    小英那挥之不去的强迫症状本身,是长期处紧张状态下习惯“避免痛苦”的结局。它形象说明了真正强迫她的东西——被打压被否定的恐惧感,被羞辱的伤害感。“脑袋不是我的”象征性投射了她早期对父母指责“不长脑袋”的负性认同,表达了自己不被父母认同的自恨。意识里很怪异的念头,一定有很合理的潜意识动因。“脑袋不是我的”潜台词是:我没做过没脑袋的事。潜意识心理活动是:我没脑袋也是你们生的,为什么生我,为什么要有脑袋?要真是没脑袋就好了,我就不会看到你们凶狠恶劣的样子,就不会感到紧张恐惧,就不用学习不用成绩好,不用绞尽脑汁如何躲避你们了。因此,强迫思维“没长脑袋”完全是一种“我不想看见你们”的愤怒发泄,它更深层的含义是:我虽成人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谁。
    “见异性就脸红”更象征性表达了欲爱又恐惧爱的矛盾情感。潜台词是羞于见他人。这一心理现实,从她小时已看出她渴望异性之爱(父爱以及对其他异性的爱)的缺失,以及对异性爱欲的压抑。在她紧张恐惧的情绪里,保存有太多“女孩不如男孩好,不许跟男孩玩,男女关系羞耻,羞辱”的感觉记忆。这实际是一种精神感受的创伤记忆。渴望被爱是人的本能,当小英体验到渴望爱的威胁后,这种渴望(希望)会受到意识的压抑而被遗忘。因为对她来说,这种渴望本身意味着挫败和受辱的创伤。当然,在严厉下长大的小英会显得很规矩很懂事,是许多需要婚姻忠诚的男人喜欢的对象。因此她也容易找到符合她自我理想的男人。见异性脸红,是她早期心理埋下的耻感创伤,在工作后与异性相处时,受某种情景的触动而出现的耻感焦虑反应。但这一现象出在结婚后,对如此规矩的小英,犹如背负不白之冤!她苦不堪言,就在于她意识里根本就没有脸红意味的暧昧啊,可偏有脸红映出她根本不符合她意识的意思,你说气人不气人,羞愧不羞愧?如此这般脸红,她不仅痛苦还很痛恨自己。
    不过,这些强迫现象仅是过去创伤经验的记忆符号而已。它们作为创伤体验的负累结果,变相表达着患者内心没有满足的基本需要,没有实现的种种愿望;表达着患者内心充满怨情、怨恨的委屈。
    正常情况下,我们所体验的大部分痛苦是觉知的,要么是未满足的本能所驱使,要么是外部世界某种威胁的作用,但能识别痛苦来于何处。而神经症患者所体验的痛苦,是内心感觉中的一种预感,并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只知其痛苦来于症状,不知其症状为何意。对强迫症患者来说,他只知其强迫我的是怪思想怪念头,不知其怪念意味何在。如果说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像是忍受灾难创伤一样忍受着有形的固恋,那么强迫症患者,就像是忍受精神(威胁)创伤一样忍受着无形的固恋。
因此,如小英一样受强迫意念折磨的人,要解除强迫反强迫的痛苦,就得首先矫正思维:你的痛苦并非是现在的强迫观念在迫害你,而是你过去的精神创伤记忆一直隐形地在追逐你、迫害你。其次,你需要做的有很多:放下对强迫观念的斗争;放下对怪意念的愤恨;深刻理解怪意念所暗喻的真是含义;识别和放下负性认同;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当然,这需要在治疗性的心理分析中来完成。  (未完待续)
 
     四川成都蓝天心理咨询所  熊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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