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来自心灵渴望呼吸的呼号

熊玲心理咨询

韩岩 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学家

本文刊载在《每日商报》养心堂专栏2010-05-28




至今为止，我们无法见到一份由独立机构基于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而产生的公开发表的分析报告。也许这样一份权威报告永远也不会有?

我灵机一动，想做一个小实验，我去问邻居家的小保姆，一个刚刚离开她遥远的农村故乡来到这个大城市的女孩：“如果你去一个大的外资企业，很有名很有名的大企业，那里工作时间很长，但薪水还可以，不过高一点的薪水要靠加很多班获得，你觉得这工作好吗？”

“这工作当然好啊！”女孩毫不犹豫地说。

我说：“可是，最近他们厂有十人相继自杀了。你说是什么原因呢？”

女孩说：“那一定是老板不可靠吧，他不发工资，拖工资。”

我说：“哪里啊，他们是有名的大企业啊，不会扣工资的，他们那里还有很多娱乐地方，游泳池啊什么的。”

女孩诧异道：“这么好的地方，很幸福啊，怎么还自杀呢？”

我接着问：“那你说，还会有什么原因他们可能自杀？”

女孩说：“那……那，那就不是这个公司的原因，是男女感情原因？ ”

一时间，我感到女孩已经印证了我对问题根源的猜测。

二十年前，我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去追逐不知是谁告诉我的黄金梦。我在想，虽然我去的是国外，但是那种情形和这位小女孩不是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不久我们就尝到了原始资本主义洋插队的味道，又过了不久我就被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发生的一系列自杀事件而震惊，再接下来是我自己的觉醒，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不是在这里我要说的。我想说的是，那时我第一次读到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对自杀研究的作品。

涂尔干说，有三种自杀类型：１）利己型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是因为一个人无法找到一个自己能从属的又是社会所公认的权威中心，权威团体， 从而因这种归属而感到个人的价值。2）利他自杀。这种自杀方向相反，个人似乎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团体，但是他的自我在团体中完全被抹杀，他无以忍受。3）混乱型的自杀。这种自杀发生于个人生活的剧变或社会的剧变，如经济危机，企业破产，涂尔干把工商阶层无法调节好自己的欲望而致的自杀作为这种自杀的一个典型。

涂尔干理论之精辟之处在于指出了自杀现象背后深邃的社会原因。那么联系到该公司事件中的自杀，我们能因此看出什么呢？

在接二连三曝出自杀事件的同时,有报道在深圳该公司南门口，尽管将近30摄氏度的高温，求职者还是排着长队在报名，从凌晨就开始排队，每天人数超过2000人; 这一切就像我邻家的小保姆一样单纯地相信着只要到大名牌企业就好,不克扣工资就好; 就像当年早期赴海外洋插队者把留在海外称作敲开天堂之门。这正如涂尔干自杀类型中的第一型——“利己型”：他们渴望着通过隶属于我们“时代英雄”的行列——无论是该公司还是海外来确定其生命之追求。

然而，当他们置身其中，他们又面临自杀第二型的困境：在那样一个他们加入进来的团体中，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他们工作时间极长,他们同一宿舍同事互不认识,他们的基层上司对员工很粗鲁,绝对命令式……

不加入该公司，他们也许会像自杀第一型那样因为“无家”可归而自杀；加入该公司，他们则如今天这样因为“有一个不像家的家”作为第二型而自杀。我不知道这些自杀者在临死前他们是否很责备自己：“我已经进了这样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大公司，可是我还是受不了，我又不能再辞职了，辞职了我去哪呢？我回我的老家，有何脸面见人呢？我也许就像我的上司骂我的一样，我真没用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这样，这些可怜的自杀者还上了我们时代编织的一个谎言式的梦想的大当：“你不成功，那都是你的错。”

关于自杀的报道也佐证了我邻家小保姆的一些猜测：这些农民工的自杀也和其他一些因素有关，如恋爱关系的破裂。当城市如此冰冷，爱情当然像是最后的避难所，可是，我们时代的爱情无法保证免疫我们时代物质主义感官主义的污染，小民工也许在爱情那里再一次发现上当却不解何以上当最后无计可施。

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当代哲学家哈贝玛斯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有两个，一个叫生活世界，一个叫功利目的世界。前者是心灵的世界。而心灵的世界是靠人与人之间赤诚的认同而维系和发展的，它是交流对话的世界，尊重人的情感的世界，不把人当机器的世界；还有另一个世界，那是彻底围绕外在目的——如货币这个象征，而运转的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它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危险：那就是它通过制造有关物质的全能梦想等等，令功利目的世界不断蚕食生活世界。当生活世界被功利目的世界最终殖民的时候，心灵必将发出凄厉的呼号，因为它无法呼吸下去了。

连环的自杀事件，是心灵殖民地发出的一声凄厉的呼号！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我们认真倾听，都市中随处可以听到各种音量各种形式的心灵渴望呼吸的呼号，请听一首叫“中产阶级”的歌：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

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

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

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

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

没有人在乎我这些烦恼

每个人只在乎他的荷包”

……

那么现在问题在于：我们选择倾听这些声音，为它做些什么，还是依旧愿意停留在心灵的殖民地中？

熊玲心理咨询

“富士康13跳”根源何在？心理学界的看法

心理专家 朱建军

5月26日

晚11点，富士康发生第12起员工堕楼身亡事件。“第十二跳”悲剧发生之后，将富士康跳楼事件彻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富士康管理层所面临的舆论攻势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5月26日上午11点，富士康负责人、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首度召开记者会，尽管其在发布会上频频鞠躬致歉，并对员工坠楼事件深表痛惜，但依然强调：“我们有企业的功能，没有社会的职能。”


　　 对于员工选择轻生，郭台铭认为“如果把大公司拆成四五家公司，自杀事件可能就不会那么集中”，并引用心理专家的说法称，就富士康庞大的员工数量而言，“目前自杀的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


　　 拥有40万本土员工的富士康，一直被“全球最大代工企业”“连续七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的光环所笼罩，但自从员工连续跳楼轻生事件发生后，“富士康”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心资本家”和“血泪工厂”的代名词。


　　 跳楼的11名员工具有相似的背景，有着相同的境遇，同样看不到未来，因此有人质疑，正因为这些员工在许多方面高度相似，因此更容易受到周围人行为的影响，选择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也就是所谓“维特效应”。


　　“维特效应”指一些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别人自杀的消息后，就萌生了自杀念头，效仿自杀者。这贯穿着一个社会认同原理，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其他内心痛苦的人选择自杀，他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


　　 那么，“富士康连环坠楼事件”与“维特效应”有何关联？或者说，如何分析这些轻生员工的深层原因？


　　
心理咨询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朱建军认为，坊间所言的“维特效应”，并非造成“富士康连环坠楼事件”的主要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富士康的用工制度存在缺陷和企业生存环境。


　　朱建军介绍，所谓“维特效应”，就现象本身来说，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但并未有统一的名称。“维特效应”是指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和传染性。尤其在一个团体中，如果成员共同存在某一种情绪（通常是负面的情绪），但缺乏应对的手段和宣泄渠道，如果有个体选择一种方式发泄，其他就会倾向于模仿。


　　具体到“富士康”事件，据媒体公开报道，85%的员工是“80后”甚至“90后”，家庭、学历、工作背景相当，高强度作业、长期超时劳动、缺少交流，加上企业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让这些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员工越来越像满负荷运转的“机器”。


　　朱建军指出，如果仅从以上信息分析，并不足以认定自杀员工是由于“模仿”才选择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也不能将十一名员工连续自杀简单归咎为“维特效应”。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真的是“模仿”，那么目前在富士康员工内部，必然有相当规模的群体，已经具有了自杀的动机。因为只有这些正处于选择自杀“临界状态”的人，才会认同周围人的极端行为，并加以模仿。


　　朱建军认为，富士康此类事件，小到企业文化、用工制度，大到整个经济环境、社会氛围，都有大量需要改进之处。他建议，企业和社会首先应当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创造条件让这些年轻工人有正常、健康的业余生活和通畅的人际交流。


　　朱建军指出，绝大多数正常人，如果长期缺乏人际交流，就会出现“感觉剥夺”，继而心理失衡。尽管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特别是硬件设施比较完善，但高强度的工作和特有的企业文化造成员工相互交流极为有限，长期处于如此环境，对任何人都是危险的。


　　对此，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必须引起关注。对有的人指责媒体过分渲染“维特效应”，要求媒体删减报道，朱建军认为，并无此必要。这是因为，此类报道对心理完全正常的人来说，即使看到别人行为过激，也不会轻易选择步其后尘。


　　他强调，媒体报道的重点，不应仅仅局限在“个案报道”，而应当追问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目前，首要的不是担心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而是要探究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临界状态”，“这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附： 富士康第11连跳社会关系疏离是自杀主因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



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此前，已经有新闻披露，九连跳之前，有十连跳未遂的事情发生。因此，真正出现富士康员工十一连跳的发生，除了让人扼腕，并不让人吃惊。
5月22日，富士康总裁郭台铭邀请了海内外的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专家到富士康“会诊”，寻找摆脱“连跳”阴影的出路。作为富士康邀请的社会心理学专家，彭凯平教授在分析“连跳”背后的原因时，呼吁社会不仅要关注逝者，更要关注我们身边99%以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卫生问题。


　　本期心理沙龙嘉宾：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我认为社会关系疏离是自杀主因”

新京报：听说您才从深圳回来，您22日参加的“富士康专家会诊”，有没有什么一致的说法？



　　 彭凯平：说“会诊”其实是不太确切的。我个人认为，富士康的问题是企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问题，具普遍性，不是简单的心理、病理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并不是去给富士康员工做心理诊断的，而是让大家从事件中得到教育，从（已发生的）负面的行为思维中，发现正面的榜样。



　　新京报：您在富士康员工中有没有发现正面的榜样呢？他们表现得都怎么样？



　　彭凯平：我在富士康就看到有非常快乐的员工，小姑娘小伙子们成群结伙地往外走。事实上，大部分的跳楼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时间都比较短，最多一年半，最少两三个月，如果说工作压力，肯定不比老员工更大。我觉得，“跳楼”还是由不适应，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这种心理落差主要表现为：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以为来到了大城市，但密集的劳动让他们看到城市却感受不到城市；第二，家庭到社会的落差，从家庭的保护到自力更生；从保护的、尊重的心理环境到批评的、管制的心理环境的落差；从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到没有任何支持的关系网络间的落差。
　　现代社会学创始人爱米尔·杜尔凯姆认为，自杀既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决定，相反，社会关系的亲疏是造成自杀的最主要原因。外出打工者从熟悉的农村环境走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这种变迁造成了与先前关系的分离，其本质还是社会关系的隔离。而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就是社会剧变引发的心理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说，防止恶性自杀事件，应该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一起来做的事情。



　　新京报：有心理咨询师认为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年轻人因为不能适应城市环境而产生的“心理隔断期”是他们自杀的一个诱因。您觉得“心理隔断期”具体而言指的是什么？您对这种说法持什么态度？



　　彭凯平：心理隔断期？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心理断乳期”吧？这种说法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个人是不太认可这种说法的。因为“心理断乳期”强调从个人内心世界寻找问题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个学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太悲观，把人看得太脆弱。实际上人的内心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


单纯的言语安慰可能让抑郁者陷得更深


新京报：当身边的亲友出现这些前兆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



　　 彭凯平：当身边的人心理状态出现问题，表现出以上的那些征兆时，作为亲友要采取合理的处理方式。


首先是不要只是用言语安慰，这样的安慰往往是没有效果的，还可能会让他陷得更深。这时候要做的应该是让他从自己的思维世界里跳出来，进入社会和工作中来。通过与社会的接触转移他的注意力，度过心理危机。
　　第二，一定要找心理医生。有病看大夫是正常的科学态度，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
　　其次，在交流的过程中，不要带着某种角色跟他交流，而是要采取平等的交流方式。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角色”观念非常重要。人们总是习惯于扮演一些角色，比如“官员”、“教授”、“平民”等等。工厂里一些管理人员在和工人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扮演“公司管理层”这样的角色，而工人自然被定义为“被管理者”，这样的交流是很无力的。中国古语中有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便是平时再严厉，在员工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要以人和人的交流为前提，感受他的感受，体会他的内心世界，帮助他走过心理危机。



　　新京报：密集的劳动会使人产生很大的压力，当劳动不可避免的时候，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压力？



　　彭凯平：当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更应该学会利用仅有的休息时间充分地放松。当有时间休息的时候，要进行一些有组织的娱乐，要和周围的人有心灵的沟通。比如说一起打打球，就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人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对调整精神状态很有帮助。运动还可以刺激兴奋和奖励神经中枢，让人的身心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读本有意思的小说也是减压的好办法，书写得好玩好读才是好书，从书本中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这样对于缓解压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参加社会活动可以减少从众行为

新京报：

对于富士康事件，有的专家提出“羊群效应”的概念，认为心理状态是会相互传染的。那怎样做才能避免被传染呢？



　　彭凯平：“羊群效应”实际上就是一种大众的“从众行为”。这种现象原本是经济学的一种说法，最典型的表现是股市投资上的跟风，现在也指社会上一些人被他人所感染做出可能违背自己意愿的事。面对这种社会的感染，最好的抵御办法是要靠社会体制设计。就拿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更容易出现跟风的从众行为，而机构投资相对而言“羊群效应”要少，这不是机构投资者更聪明，而是因为机构的制度设计所限制。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单一的个体，要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公民。面对社会事件我们不能仅仅当看客，要让自己自觉自愿地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去。人一旦融入机构和体制中，从众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新京报：在发生极端行为之前往往会有一些前兆，您觉得我们怎么判断哪些行为是极端行为的前兆？



　　 彭凯平：极端行为的前兆往往表现为偏执的意识、固执的行为、不与外界交流、悲伤的情绪，失眠，厌食，分心，衣冠不整，不注意个人卫生，等等。偏执的意识指的是对于某一个想法特别执着，总认为是自己想的那样。这在近期发生的很多社会心理极端行为中都有出现。固执的行为就是不吃不喝，或者光做一件事情。这样的表现也是可能发生极端行为的征兆。保持沉默，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甚至有人会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哭泣。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情况下，做出极端行为者都会在行动前对家人有所交待，但很多时候家人接收到这样的信息时没能适当地处理，最后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