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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崇拜,原来我想是羡慕,是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后来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将内心的恐惧合理化。
面对强大的虐待者,我们内心会充满恐惧,这种恐惧令我们很不舒服,最后干脆将其圣化,将其转变成顶礼膜拜。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不能反抗的情况下,这种由衷的顶礼膜拜会保护自己。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在其名著《狂热分子》中引用斯塔埃尔夫人的话称:
德国人的服从性极其旺盛。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会尊敬力量,并因为恐惧而把这种尊重转化为仰慕。
这一段文字中的“德国人”也可以换成“中国人”、“日本人”或其他许许多多民族,而这种对力量的仰慕——其实是恐惧,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和其他艺术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譬如最近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辫子戏,将奴才向英明伟大的皇帝主子们叩头的恶心游戏美化得不得了,而我们的无数国民对这种电视剧反而甘之如饴,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看到这种美化会恶心得想吐,但这很多人在我们文化中仍是少数,否则辫子戏根本不会如此流行,而像《英雄》这种电影也不会如此卖座。
这种心理中,关键还不是仰慕,关键是恐惧。这种恐惧到了根本不敢抗争的地步,正是因为不敢抗争,所以才将恐惧给圣化。
自己是不敢抗争的,但是,抗争的心理始终存在,只不过是将其投射给了一个第三者。对于F的妈妈而言,她是将抗争的心理转嫁给了女儿,希望女儿为其争取,希望她去抗争。
但问题是,F的妈妈内心的恐惧是如此之重,她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有改变,所以,每当女儿可以改变她的命运格局时,她又会将一切打回原形。
更重要的是,她从来没有去看问题的源头,而是缘木求鱼,是刻舟求剑。一方面,她继续将父母圣化,另一方面,她却将愤怒指向了丈夫。
这可以理解,当面对父母时,她的心理还是停留在受伤的孩子时代,似乎父母仍然是无比强大的,而她是无比弱小的,仿佛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但当面对丈夫时,他们两个都是成年人,是势均力敌的,更何况,通过抱怨,她还可以凭借妈妈的便利角色,将女儿拉到自己这一边,这样对抗起来就更不用害怕了。
后者会给制造一种假象,她好像真的为内心的伤痛寻到了一个突破口,以后她就会爱上这个突破口,对营造这种假象上瘾,于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抱怨他的先生,最终令他远离她。
并且,因为丈夫不是她问题的根源,所以无论在这个突破口上倾倒多少愤怒和痛苦,这愤怒和痛苦只能一时减轻,最后她还会回到原地,内心的负性情绪一点都不会减少。
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F会感觉到烦躁,因为无论你怎么倾听怎么努力,似乎一点效果都没有,妈妈的怨气从未真正减少,这样下去她真的会衰竭,所以她也会想逃离母亲。
同样的道理,F的男朋友也想逃离她。
“大炮筒”可以逃避抱怨
在《不抱怨的世界》中,抱怨的反义词是宽恕,是接受,这真的很好,这是终极的境界。
但是,在通往这一境界时,可能要经过很多历程,其中一个阶段,也许是抗争。
在抱怨者的三角关系游戏中,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一个坏人,和一个可怜自己的人。那个可怜自己的人,如果貌似非常强大,会被抱怨者崇拜,但这个被崇拜者最终也会衰竭,因为他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无力改变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很多变革者最后都无力地死去,大格局还是停留在超级屠夫和绝大多数的受害者的关系模式上,原因是这绝大多数的受害者自己不敢觉醒,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我们的家庭中,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关系模式。如果不去看自己的家庭关系模式,只看政治,那么无论怎么努力在政治上折腾,自己内心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前天我还看了日本电影《大盗石川五右卫门》,这部影片堪称是日本的《英雄》,当然结局好一些,没有《英雄》的结局那么无力那么恶心,但这两部影片中都有我前面提到的三角关系模式:超级屠夫、绝大多数的受害者、与超级屠夫抗争的英雄。
只不过,在《大盗石川五右卫门》中,超级屠夫先是被美化后来又部分解构了这种美化,而在《英雄》中,超级屠夫被美化得很严重,而且这种美化没有一点反思,似乎这是绝对无可置疑的真理。按照埃里克•霍弗或斯塔埃尔夫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服从性比起大和民族来更加旺盛,而我们内心的恐惧也更加旺盛。
当宽恕和接受还没有发生时,抗争就很好,起码比恐惧和对威势人物的仰慕要好不知道多少倍。
实际上,比起政治来,亲密关系会更复杂,而抱怨带来的折磨也更重。
我一位来访者,最近一段时间觉得要崩溃。为什么会这样,他解释说,可能是家里一下子来了一大堆亲人,父母、岳父母和一个妹妹都来到了他家中,令他不堪重负。
但继续聊下去,他才发现,核心是抱怨。父母、岳父母、妹妹和妻子,他们对某个人不满的话,常常会来找他诉说,这种诉说令他很痛苦,因为,这边是亲人,那边也是亲人,他怎么做?
可以说,这个亲人抱怨时,自己是受害者,被抱怨者是坏蛋,并希望他站在自己一边,甚至要替自己伸张正义。那个亲人抱怨时也玩这样的游戏。最终,他会发现自己在夹缝中不知该去向何方。
这也是中国大家庭的可怕之处,我们多习惯绵里藏针,其实就是抱怨,主动将自己置于受害者地位,而让别人替自己承担抗争的责任。如果是小家庭,那么模式容易固定下来,一个人就会倾向于站在某人一边,譬如F就稳定地站在妈妈一边。但对于我这位来访者,前一段时间家里一下子来那么多人,他的内心就会很乱,一会儿他要这样站,一会儿他又要那样站,这种内心的摇摆会让他更加难受。
和他谈话时,我也突然间明白,很多人找到了自己对付抱怨的方式。
譬如,有些人会变成“大炮筒”,很直很憨很傻,什么秘密都藏不住,哪怕刚答应你替你保守秘密,但一转眼就噼里啪啦地将你的秘密告诉别人,甚至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出来。你质问大炮筒,大炮筒会抱歉,会谴责自己那时怎么那么没心没肺,但一下次他们照旧会做大炮筒,最后你会变得不敢再将什么事告诉他们,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回想我身边的一些大炮筒,他们身边都有一个超级抱怨者。我想,抱怨者本来是希望他们做一个垃圾桶,但做垃圾桶时间一长太痛苦了,他们于是转而做了大炮筒。
不过,大炮筒的问题是,他们也会成为抱怨者,他们也会噼里啪啦地向别人讲第三者的坏话,这就令他们也显得烦人起来。如果他们只做大炮筒,而不做抱怨者,他们是很可爱的。但是,一个超级大炮筒如果同时也是超级抱怨者,那他会令人讨厌至极。
不参与抱怨的游戏
还有些人会绝对不说别人坏话,我这位来访者就是。他是对家族中的诸多抱怨者的抱怨深恶痛绝,所以自己走向相反,绝对不抱怨,绝对不向一个人讲述第三者的坏话。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素质,不过,这样的人也会有局限,譬如我和这位来访者谈话时,他会无意中抹去很多信息,我和他谈话总有磕磕绊绊的感觉,有时候一些关键信息就遗漏了。
他这种说话方式,既是为了防止别人来试探他的想法,因为他的妈妈特别想了解他的一切想法,同时也是因为他绝对不要说别人坏话,所以每当到了这种时候他会有些磕磕巴巴。
还有些人会成为极好的倾听者,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绝对地守口如瓶,他们是抱怨者最好的倾诉对象,但他们自己会付出代价。例如,他们也会成为非常孤独的人,甚至有些自闭,因为如果建立关系都建立成抱怨和聆听的关系,那真是太痛苦了。
不参与抱怨的游戏。
相比之下,可能还是更多的人也成为抱怨者。以前,我回河北老家农村时,常去邻居家串串门,和他们聊聊天,但有一天因为一个发现我再也不愿意去了。我发现,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抱怨,而且抱怨的内容就是一个三角,我对A很好,A对B竟然比对我好,你说A是不是忘恩负义?这个发现让我觉得有些崩溃,从此以后,我要么不去串门,如果串门的话听他们抱怨,我也只是当做耳旁风,让抱怨随风而逝。
抱怨和袒露心声不同。单纯的袒露心声,没有构建起一个“受害者、加害者和同情者”的三角关系,这时倾诉者只是在如实地讲述自己的感受,没有一点修饰,也没有希望倾听者给自己一些什么固定的回应,这时倾听者主要就只是在陪伴,而且倾诉者在倾诉时自己常常会恍然大悟,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相反,抱怨者会突出自己的受害者角色,也会扭曲加害者的事情,同时会对倾听者有很强烈的期望,期望倾听者能同情自己,和自己一起谴责加害者。这时倾听者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压力,好像必须得同情抱怨者似的,否则自己会内疚,觉得自己也不是好人了。
如果你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做一个中立的倾听者,而不加入“受害者、加害者和同情者”的这个游戏,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在生活中,那么,你真的没有必要去聆听别人喋喋不休的抱怨,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直接对抱怨者说“No”。如果你不去参与那个游戏,抱怨者就得去面对其痛苦,而痛苦,常常是帮助人直面真相的最好的动力。如果没有痛苦,甚至还有同情者抱慰自己的受害者角色,那又何苦要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呢?
如果发现自己是抱怨者,就需要好好去看自己内心所营造的游戏,好好去看自己的恐惧,以及对威权人物的莫名仰慕。
你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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