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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射认同引发的讨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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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10:03:33 |显示全部楼层
1从解释到治疗师的存在-人本主义态度

解释是精神分析传统的技术,一般来说,所谓“分析”的过程便是由澄清、质对、解释三个步骤组成。

当代精神分析的解释其实在技术操作方面和古典精神分析的解释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解释运用的前提条件和原则方面进行了细化。

比如说此时此地的原则,其实早在1934年Strachey就曾经总结过精神分析解释的使用原则,他提出解释仅仅在本我的冲动开始确实在灌注的情况下使用,所以解释总是指向“紧急时刻”的,注重细节的。(Strachey,1934)

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分析师们的学派取向如何,总的趋势是逐渐重视精神分析的解释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论原则。

比如说患者提出疑问,为什么需要每周来看1-4次医生?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对于一个抑郁状态的人来说,也许简单的、公式化的声明就可以,有时候可以直接探索、分析其后的阻抗模式。可是对处于分裂-偏执状态的人来说,这种解释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他会想,“你真虚伪,就想多赚钱,还不承认。”,“你就是想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为什么我总是错的,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压迫我?。”

所以肯伯格提出,对某些现实检验功能完好的患者来说,投射性认同是应该可以直接解释的。如果边缘型人格组织的患者具有明显的自恋和偏执特点,在移情中出现暂时的精神病性退行的时候,应该停止解释,用很细节化的方式来澄清治疗情景的现实。

其实早在精神分析在美国如火如荼的时候,弗洛伊德就反复告诫自己的同行,不要把精神分析的适应症无限制的扩大。

弗洛伊德的解释传统有个前提条件,便是它一般来说是适用于神经症的患者,此类患者的核心防御是压抑,而不是投射-认同。

而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主要的防御模式不是压抑,而且投射认同中的患者其人格类型往往也不是以神经症性人格组织。

随着治疗经验特别是对人格障碍者的治疗经验的增长,治疗师们逐渐意识到在现代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治疗师的主要任务不是解释。

因为解释本身也是一个客体,一个完美的解释恰恰会对患者的人格发展不利。正如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所言,一个好的治疗师和好的解释代表着好客体(好乳房),即便患者能够内化这个好客体,但是患者从此无法内化一个可以忍受的坏客体。所以当代的分析师们提出,分析者的真正任务不是把资料搞明白,而是抵御把资料搞明白的诱惑。(Mitchell,1993; Levenson,1992)

比昂本人也提出,此时此地的原则要求治疗师明白一点,就是任何一个第二天要做治疗的治疗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体验到害怕。在每一间咨询室里面都应该有两个有些害怕的人:患者和分析师。(Bion,1990)

正是这样,患者能够体验到他的分析师和他一样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反应,会犯错误的人,但是这个人又能够接纳自己。从而通过认同作用,患者也能够接受自己了。

这一点奥格登也提到。随着治疗经验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奥格登的心理玄学逐渐集中到一个主题词上“辩证”(dialetctic), 他认为,人类的精神内容以及人际和个人心理空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意识的母体。(Ogden ,1989)同时在治疗理念上,他发觉了仅仅解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保持帮助患者体验到他所有的体验,特别是情绪,这需要治疗情景是活生生的,而不是一个无助的患者对着一台解释的机器在说话。(Ogden,1997)

现代精神分析的治疗中,对治疗师态度的要求其实已经超过了对解释技术的要求。其实总结起来,便是要求治疗师同理、容纳、真实。

这其实和罗杰斯对人本主义治疗师的要求是大同小异。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心理治疗的历史,便不难发现,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在根本上是相互渗透的。(罗杰斯等,2004)

  当代精神分析基本上在治疗态度上全面向存在-本主义的态度靠拢,而在心理玄学方面逐渐吸收了系统论的思想。

2精神分析的学派传统和技术的革新

同样,回顾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一方面,其实当代提出的很多所谓新技术、新概念早就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出现过,比如说,容纳这种态度一直是荣格学派的核心思想。母性同理其实兰克、亚历山大都提出过。对认知改变的注重在霍尼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投射-认同的现象早在费伦奇的时代就详细讨论过。

看起来,当代精神分析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到古典时期被忽略、排斥或被驱逐出精神分析协会的很多人的理念上。

另外一方面,当代精神分析在技术上保守让人吃惊。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精神分析中主要的治疗技术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投射认同来说,分析家们其实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无意识过程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但是却几乎没有人考虑到这是否需要引进认知疗法的技术。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其实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诊断主要是肯伯格为首的分析家们提出的,但是现在治疗边缘人格的最占优势的疗法却是辩证行为治疗。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领域也是一样,创伤的概念其实是弗洛伊德第一个发现的,对创伤的心理病理学解释也是心理分析的理论占主导,但是在治疗方面却是EMDR这样的新兴的、整合性的治疗流派为主。为什么很多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对很多疾病的分析、理解、解释能够其他很多学派的基础,并发展出很多新技术,但是这些新技术却无法在精神分析界内部产生,或者即便产生也无法推广?比如说认知疗法的祖师爷贝克自己承认,其实他的治疗技术来自霍尼、阿德勒、沙利文等人。(Beck,Freeman, Davis等,2004)

罗杰斯也毫不迟疑地宣称,“如果没有对人类无意识的挣扎和情结本质的关注——这是弗洛伊德对我们文化的贡献——当事人中心治疗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罗杰斯等,2004)

看来,心理治疗界的其他两大流派对接受精神分析的影响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为什么对精神分析学派来说,不但要接受其他学派的影响很困难,而且自己学派内部还倾轧纷纷?

近年来,《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JP)》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精神分析衰落的文章,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会刊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大多数人都从精神分析的组织结构、当代文化的反精神分析特色等方面来论述精神分析的保守和退步的本性。而目前国内对精神分析保守性的分析大多是认为精神分析需要保持自己的学派特征。

作者本人希望从投射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系统中一个局部的信息可以反馈、扩展到整个系统。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等人本人遭受的投射-认同的压力和攻击性可以扩展到整个精神界,而这种扩展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投射-认同机制的存在。考察历史,也许我们不难发现弗洛伊德本人所遭受到的种种攻击性投射-认同,既有来自患者的,也有来自同事和朋友的,更不乏来自医学界同行的,如在他刚刚开始研究癔症的时候,就找到了直到如今还有些名气的神经病学家埃宾带有强烈嫉妒、仇恨性质的投射攻击。

而对整个早期精神分析界来说,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创伤体验莫过于纳粹的政策。不少的精神分析家在纳粹统治期间险些丧生,有些留在纳粹统治期的人不得不被迫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次致命的创伤体验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精神分析在全球的传播,但是同时也激发了这个学派的投射-认同机制的频繁发生。

我倾向于把整个精神分析系统看作一个人,一个受到了生命威胁、被强迫承受焦虑的人。它的心理动力学机制几乎等同于一个强*幸存者的心理状况。

对话语霸权的追求是这个人代谢创伤的主要形式。所以在其组织内部不难发现其高度的控制性和分裂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变得越来越像当初迫害它的那个客体——纳粹。通过与攻击者的认同,这个系统的攻击性也逐渐提高。

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以色列这个更大的系统早期也出现过。

一个例证便是对药物的排斥。和不少生物精神病学取向的医生习惯把好客体(自体)表象投射到药物相反,很多心理治疗师投射到药物的是坏客体(自体)表象。有意思的是,我们往往会对药物很有感情,对药物充满了愤恨,把药物“妖魔化”。药物被描述成一个迫害性的超我,其功用在于压迫患者、伤害患者,是邪恶的化身。而心理治疗自然变成了降临人间的天使,带来的是成长、快乐、自由,以及内涵不清的爱——这个来自道德体系的福音。

这种分裂的状态的暴力快感和投射-认同的施虐-受虐压力共同构成一种魔幻结构,提供给治疗师一个自我栖居所。

需找到了定居点的自我会助长利比多的粘滞特性。比较起来,我们的自我更愿意选择过那怕是家徒四壁、无所事事的懒汉生活,而不愿意成为荒野呼告、四海飘零的丧家之犬。

这便是精神分析日渐迟暮的精神分析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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