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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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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1 19:44:5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丛中 博士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



鱼说:你看不见我的泪,因为我在水中。

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泪,因为你在我心中。



人依存于文化,就像鱼依存于水。

如何才能让鱼知道水的存在和重要性?这很容易,只要让鱼离开水,呆几分钟。

如何才能让一个人感受到文化对他的重要性?这很简单,只要让他离开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呆几天。





一、概述



1、文化的概念



广义地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曾文星先生在《文化与心理治疗》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群体共同遵循的特殊生活方式,表现在其传统思维、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经由世代相传而保留,也是群体所遵照的行为准绳。”这个描述性的定义,更是反映了“亚文化”的具体特征。



美国心理学家皮特森明确指出:“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维度,它的意义就像第三维度空间之后发现的作为时间的第四个维度。”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每个人都降生在特定的文化中,在文化的濡养中长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挖井,后人吃水。文化在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中得到了连绵不断的继承与发扬。





2、东西方文化的比较



东方人与西方人,尽管人种有所差异,但其体内的DNA相似性达到了99%以上。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尽管源头有所不同,至今存在着很多差异性,但是,其相似性大大超过了差异性。所以,无论东西方的语言多么不同、价值观有多大的差异,但是,东方人依然能够读懂西方人的各种表情,能够看懂西方人拍的电影,能够体会到西方人的绝大多数内心体验。在表达心情的词汇方面,在不同的东西方语言中,基本都能找到具有同感的相应情绪词。所以,西方文学可以翻译成东方语言,我们能够理解西方文学名著对人物的各种情感描写。但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也的确是存在的,尽管这些差异性是相对的,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差异。所以,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重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其相似性。



在几千年前,受居住环境和劳作方式的影响,东西方文化便有着不同的特点。

欧洲人居住在海边,需要经常变换居住场所,要对环境进行认识和改造,对自己的居住地点进行定位。他们的文化特点主要是人定胜天、积极进取,崇尚理性、哲学思辨、遵循形式逻辑、探寻真理,向外扩张等,其民族个性较为“外向”,思维方式比较绝对和僵硬,依法治国,尊重个体,个人取向。西方的文化源头则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而中国人,多数是以农牧业为主,居住地点相对固定,比较重视个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顺其自然,重视技术发明(如中医)的实用性,强调精神内守,民族个性较为“内向”,思维方式比较形象、灵活变通,家庭或集体本位,中国的文化源头以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及佛家的思想为代表。



3、中国文化与民族个性



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人们比较牢固地树立起了一种观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生而平等”。人们相信,有一个绝对公平公正的“上帝”在时刻监督、照顾着每个人。如果某个人行为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其实,他会在内心产生内疚感,自责自罪,形成道德压力,会使他去教堂做忏悔。所以,西方文化主要表现为“罪感文化”。西方的“神”,是没有肉身的、全能的、纯粹的神灵,其实是西方人心中的一种绝对理念。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尽管人们有时候也会相信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道”的存在,世界上存有“天理”、“天道”和“天命”,但是,人们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弱肉强食,“胜者王侯败者贼”,而“替天行道”也往往只是一个拉拢民众、揭竿而起的政治口号。在没有“上帝”和“真理”的文化背景下,在缺乏“以(每个)人为本”的封建社会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没有公平和公正,更没有平等与尊重。人们见到强权者,要么阿谀逢迎,要么与之争斗,将他拉下马。但是,如果是下级反对上级,就叫做“谋反”、“犯上”,注定会遭到统治者严惩诛杀。如果是“儿子反老子”则天理不容,注定会受到父亲的严厉惩罚。在缺乏上帝和天理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相互之间恶性争斗,胜利者可以任意宰割失败者,并以此为荣,失败者只有任由胜利者刀俎,敢怒而不敢言,甚至还以做一名“优秀的奴才”、“杰出的太监”而感到光荣。如果一个人,在争斗中成了失败者,他就会感到自己弱小无能,感到可耻,如果连一个令人赞赏的优秀奴才都做不了的话,他将更是羞愧难当。因此,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官本位”、“等级制”,“好面子”,“耻感文化”。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一直很艰难,甚至无法吃饱饭。所以,中国老百姓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会问:“你吃了吗?”老百姓会坚持认为“娶得起媳妇管的起饭”,中国人的“爱情”也往往是处于温饱水平上,女孩子“嫁粮票、嫁房子、嫁汽车、傍大款”,“笑贫不笑娼”,“谁给我钱,谁对我好,我就嫁给谁”,“给个烧饼就跟着走”,爱上谁,也就是“赖上谁”,以解决吃饭问题。在资源匮乏、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时代,中国人相互之间缺乏明确的人际边界,情大于法,徇情枉法,亲人朋友之间不分你我,粘附在一起;而在不同利益集体之间,相互争斗、掠夺与占有。到现在,仍然会有一些广告词会说:“这是一场文化的大餐/盛宴”。以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的“口欲期”民族个性。


中国虽然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在中国人的内心,仍然是需要有一个像“爸爸”那样主持公道的“神”,因此,在中国,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老百姓总是要拜某个肉身之人为“大师”或“神”,掌权者也喜欢把自己称作“父母官”,即使把自己叫做“人民公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一种反映。这些都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肛欲期”个性特点。



由于受到权威的压制,由于强调每个人都要服从权威,不能“犯上”,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中,几乎没有像西方俄狄浦斯那样“杀父娶母”的传说。中国人的人格,永远都会被培养成“儿子人格”、“孙子人格”。中国人论辈分而不强调男女,有哥哥和弟弟之分,有伯父和叔父之分,却不像西方那样区分男女,“女士优先”,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一般不分男女,一概是“领导优先”,无论领导是男还是女。所以,中国人的民族个性还没有充分发育到“俄狄浦斯阶段”。





二、文化与健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精神病人。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每个人都降生在文化之中,饮着文化之水长大。

那么,是东方文化更使人心身健康呢,还是西方文化更利于人的健康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也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文化的致病作用


如果某种文化容易使人易患某些疾病,这是文化的致病作用。



长期以来,西方人的食谱以肉食为主,这会使得他们容易患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等。西方人喝酒的时候,往往只喝酒不吃菜,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形成酒精中毒和酒精依赖。中国人的食谱多以素食和青菜为主,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人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的比例要比美国人低。中国人喝酒的时候,同时要吃菜,所以,不太容易产生酒精急性中毒。当然,在中国,特别是贫穷落后地区,把酒当作是招待贵宾的珍贵饮品,总是恭让客人多喝酒、喝足酒,否则就是主人招待不周。在这种情况下,客人也是容易过量饮酒而喝得大醉的。



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焦虑与抑郁障碍方面的一些差异。



美国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而中国人抑郁症的患病率目前一般为3~5%,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上海高于北京,深圳最高,达到了7%。中国人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不是抑郁,而是焦虑、强迫及人际关系敏感。



为什么美国人的主要情绪问题是抑郁,而中国人的主要情绪问题是焦虑呢?



因为,在美国,竞争激烈,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要求每个人独立承担并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你做得好,成功了,归功于你自己;如果你失败了,也是你个人没能耐,你没有理由抱怨别人。所以,美国人会让自己承担更大的工作压力。美国人下班后,一个人在别墅里吃薯条、喝可乐、看电视,很少去别人家做客,一般不主动串门去打扰别人。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比较松散和疏远,其社会支持作用就相对较差。在中国,社会竞争不如美国激烈,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中国是家庭本位和集体本位,如果你做得好,你要归功于领导、同事和家人;如果你做得不好,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以得到家庭成员及朋友的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中国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就会比美国低。当然,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中医文化“喜伤心、悲伤肺、恐伤肾、怒伤肝”等心身观,以及“喜怒不形于色”、“金口玉言”、“祸从口出”、“男儿有泪不轻弹”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而经常是以各种躯体主诉来表达的抑郁情绪,如乏力、身体沉重感、肾虚、阴虚等。在中国,工作好做人难处,三分才能、七分关系,首要的不是个人的才能,而是其人脉、人际关系。中国人最善于拉关系。这在中国人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每个人都是这关系网上的一个结点,每个人都要应酬四面八方的各种关系,必须能够把这些关系“理顺”、“摆平”,并在其中打败对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实,人际关系是最复杂、最难以摆平的事情,所以,这会表现为中国人的“窝里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算计,互相陷害,结果导致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加焦虑和人际关系敏感。



这种文化差异,并不绝对。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同一种文化的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往往会超过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且,随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





2、文化对精神障碍的作用与影响


文化对精神障碍的作用与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

(1)某种特定文化可以导致某种精神障碍的发生。比如,恐缩症,气功所致精神障碍,异性恐怖症,“网络成瘾”等;

(2)提高或降低某种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及发病率。如,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病率和发病率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

(3)对精神症状具有文化塑型的作用。如,被害妄想,国外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会认为是“撒旦”在跟踪监视他,而中国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会认为是“林彪”、“四人帮”等在迫害他;

(4)文化决定着病人角色、主诉及求医方式。比如,在求医的过程中,病人是让自己表现得更理性还是更感性,病人的主诉更多地去诉说身体不适还是表达情感,这往往是受到文化及价值观的影响;得病后,是光明正大地“休病假”,还是要“带病坚持上班”,病人感到自己扮演的病人角色是光荣的,还是可耻的。文化还决定着得病之后是否及时就医,在求医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正规医院、偏方还是求神拜佛)、什么样的医院及医生等。

(5)文化决定着健康的目标与标准。集体取向的文化,更强调健康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环境,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个体取向的文化,更注重个人的自由、生活质量和内在幸福感的提高。



3、文化的“治病”或心理保健作用



心理治疗,从弗洛伊德到现在,才仅仅只有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人类文化的历史,至少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在没有心理治疗这个职业出现之前,人类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的呢?或者,即使现在已经有了心理治疗与咨询这个行业,并非每个人都依赖于这个职业、求助于这个职业才能获得心理健康。疾病和健康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维护健康,也同样具有文化的特点,体现了人文关怀。每一种文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保护社会成员心理健康的作用。



好妈妈带孩子的方式与罗杰斯所说的心理治疗关系中咨询师的几个特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无条件地接纳,共情、及时回应,坦诚一致。或者说,好妈妈虽然不是专业咨询师,没有经过心理治疗与咨询的专业培训,但是她对待孩子的方式,几乎达到了心理咨询的专业水准。所以,好妈妈与婴儿的互动,奠定了婴儿心理健康发展的人格基础。



平等、民主、自由,几乎是所有文化都倡导的、人类普遍的核心价值观。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代表了每个人的心理原貌,最原本的“人性”。当弗洛伊德把每个人都还原为“本我”并加以接纳和尊重的时候,正好吻合了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民主地表达其个人意愿与需要,获得一种心灵内在的解放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刚好符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原理,是有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的。



心理健康的标准,首先是生活有幸福感。这正是弗洛伊德所主张的“快乐原则”。老百姓都会说“高官不如高薪,高新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社会大众的这一价值观,准确地反映了心理健康的第一要义。



心理咨询师工作中的价值取向,要符合其所在社会文化的要求。



Blocher认为,有一批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咨询师须共同遵循的,是咨询师做价值判断时的向导:

① 尊重人的生命;
② 尊重真理;
③ 尊重自由和自主;
④ 重信守诺言和义务;

⑤ 关心弱者、无助者;

⑥ 关心人的成长和发展;

⑦ 关心不让他人遭到损害;

⑧ 关心人的尊严和平等;

⑨ 关心感恩和回报;

⑩ 关心人的自由。



我们相信,这样一些普遍的价值观,在中国的心理治疗与咨询中,也是普遍适应的。





三、心理治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



心理治疗作为一种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操作,发源于西方,基于当时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中国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心理治疗的时候,心理治疗能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能否被中国人所接受?能否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有帮助?这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1、在中国开展心理治疗的社会文化条件与人文基础



西方文化坚持个人取向的价值观,在心理治疗时强调“以每个人为中心”。在中国要开展这样的心理治疗,是否具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呢?因为,中国文化经常被解读为“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



其实,在儒家之前,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孔子的很多观点,也是十分尊重个体的,是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的。比如,孔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等。所谓的“集体主义取向”,实际上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极端和绝对,似乎中国只有集体而没有个体。中国人是很会“辩证法”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比如,老百姓都会说:“大河没水小河干”,大家都明白,要想让自己活得好,就要重视并维护其集体利益,因为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自己可以在这个集体中获益。中国人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失去“个体”的存在和价值,甚至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是以个体为中心的。



2、中国文化作为心理治疗的资源


在引用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开展心理治疗工作时,治疗师在遵循心理治疗原理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心理治疗的方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甚至采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或词语与来访者进行更有效的互动与沟通,因此,在心理治疗时,要注意挖掘中国文化中那些可以用于心理治疗的资源。



道家、儒家和佛家的文化,大概堪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1)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与来访者一起讨论道家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帮助来访者整合那些割裂(splitting)及偏执(paranoid)的思维方式。



比如,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2)儒家思想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传说孔子曾经两次见过老子,所以,在孔子的学说里,也包含有一些道家的思想。



比如,对于精神分析中所说的生物本能,孔子的观点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而对于精神分析中所说的本我与超我的关系,孔子则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对于先天本我与后天经历的关系,孔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在尊重个体与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孔子提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两句话,可以在心理治疗中提醒那些具有自恋人格特征的人,注意区分人际边界,不要将个人意愿强加于人。



在探讨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时,特别是当来访者感到有压力,个人愿望难以实现而感到有焦虑时,我们可以讨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尽人事,听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无欲则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等观点。



在处理认知与行为的关系时,如果来访者经常是付诸行动的,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吾日三省乎己。”“三思而后行。”如果来访者因为过虑而不去积极行动时,则与之讨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等。



当来访者的观点或感情比较偏执或极端时,可以与来访者讨论下列一段文字: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便帮助来访者学会采用中庸的思想方法去思考和做事,减少偏执与极端。



当来访者把治疗师当作是权威而依赖的时候,治疗师可以与来访者一起学习讨论孔子的这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以促进来访者从依赖走向独立。





(3)佛家思想



佛教发源于印度,早在在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

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 ,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言之: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其实,佛家对人格的心理健康进行了探索与描述。与西方的上帝不同,佛不是万能的,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最终我们还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解脱。这些思想,对于在心理治疗中发挥来访者的个人主动性,是非常有益的。



佛教中,重视“消除我执”。所谓“我执”,是指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这成为痛苦的根源。而消除我执,是佛教徒的一个修炼目标,认为没有我执就可以将潜在的智慧显现出来,成为有大智慧的人,即为“佛”。这是佛家所提出的达到人格圆满所需要的方法和途径。这跟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潜意识及力比多的概念十分相似。



色即是空。佛家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现象,认识到诸多的苦和烦恼都是虚妄产生的。空即是色。佛家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共性,因缘关系,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善恶循环。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那段文字,是对于空的极好写照:“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由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经验及自身经历(所谓的“业”)使我们习惯养成了对现成理论和逻辑的依赖性。这些理论和概念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延伸妄念,回避真相。一个看似完备的假设与概念沉积于头脑中并不由自主而产生的系列念头就构成了“我”。修禅,也称悟禅,是通过解放“自我”束缚而获得世界真相的方法。



坐禅[sit in meditation]:僧尼闭目端坐,凝志静修。意谓思维修或静虑。坐禅,就是趺坐而修禅,是佛教修持的主要方法之一。修禅也就是修定,修定可以发慧。佛教中的这些具体修炼方法,与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等临床操作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4)成语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历史路线。但是,各地区、各民族仍然具有自己的地方文化(亚文化),比如,在儒家思想中,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而在晋商文化的常氏家族中,则有“学而优则贾”的家训。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些成语来表达他们的某些思想观点。这些成语,历经千年而不衰,汇集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也包含着很多心理治疗原理,成为了中国大众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对大众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吃一堑长一智,等。在心理治疗会谈中,治疗师使用这些成语,可以让来访者较快地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心理治疗原理、与治疗师建立起文化认同与信任,可以发挥来访者自身具有的文化资源,以推进心理治疗的进程。



现在,我们试着以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对一些常用成语进行归类如下。



意识与潜意识: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狼心狗肺,口是心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饱思淫欲,“做梦娶媳妇——想好事儿”;



潜意识层面的人际互动:不言而喻,心照不宣,心有灵犀,心领神会,心心相印;



心理防御:掩耳盗铃,旁敲侧击,敲山震虎,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杀鸡给猴儿看,叶公好龙,画饼充饥,按图索骥,望梅止渴,五十步笑一百步,此地无银三百两,“拿……说事儿”;



象征:男人是山,女人是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认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人为镜,针锋相对,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前赴后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理智与情感:利令智昏,通情达理,情理之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入情入理;



心身关系:不寒而栗,怒发冲冠,愁肠寸断,义愤填膺;



动机与效果:欲益反损,欲盖弥彰,过犹不及,大智若愚,黔驴技穷;



行动方面: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滴水穿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卧薪尝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辩证思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欲取之,必先予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四、本土化心理治疗与本土心理治疗



1、本土化心理治疗



东西方人,在人性方面,是根本一致的;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同样都经历了“口欲期、肛欲期、俄狄浦斯期”或“共生阶段、分离-个体化阶段”,也都曾经需要安全依恋,从内射到认同,再到发展出自我同一性;每个个体的心理内部,都具有潜意识症结和欲望,都有压抑等心理防御机制,都有理想自我或自恋理想化等自体成分。在每个个体的心理内部,都存在认知与情感和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国外的各种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包括精神分析疗法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人的临床心理治疗实践。



中德心理治疗连续培训项目及中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在中国已经开展多年,系统地将国外的心理治疗方法介绍到中国。参加这些项目学习的中国心理治疗师,将国外的心理治疗方法应用于国内的临床实践,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这表明国外的心理治疗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帮助中国的来访者,在中国也同样可以取得疗效。这已经得到了临床实践的证明。



但是,个体无法脱离环境而存在,心理无法脱离文化而存在。心理活动包含着诸多的文化因素。国外的心理治疗,在引入国内时,要根据中国的文化特点进行某些改造,才能更好地适用于中国人。



本土化的心理治疗,是指将国外的心理治疗原理与方法,结合本土文化的特点,进行文化层面的某些改造,形成适用于本土文化的心理治疗。



所谓“文化层面的某些改造”,旨在体现出中国文化在语言、价值观、思维和应对方式等方面的某些文化特点。例如,在心理治疗会谈中,将“潜意识”解说成“内心深处的想法”,把“移情”解说成“触景生情”,把生物本能、“欲望”解说成“饮食男女”,把“超我”解说成“心中的领导、父母”等,就比较容易被来访者理解和接受。在处理来访者与权威的人际关系时,要考虑到中国“官本位”的文化环境,不能总是推动、鼓励来访者去“超越”或“战胜”权威或父亲,而更多的是帮助来访者在治疗中表达被压抑的愤怒情绪,能够在内心向权威认同,并逐渐发展出自我同一性。在“处女情结”的咨询中,可以与男性来访者讨论“阉割焦虑”,但是,不必直接说出来访者具有“杀父娶母”的潜意识欲望,而是与来访者讨论他做男子汉的自信心。



在治疗关系方面,中国的来访者倾向于把治疗师神化、理想化为“权威”,然后去顺从和依赖权威。因此,治疗师在心理治疗的早期阶段,要接纳来访者对治疗师所产生的某种程度的依赖与顺从,这样才能与来访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治疗关系。接下来,在治疗的过程中,再逐步地让来访者认识到他对治疗师的依赖是其人格特点的表现,是幼年缺乏母爱和安全感在治疗关系中的移情,然后逐渐辅导来访者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鼓励来访者从依赖走向独立。



由钟友彬先生所创建的《认识领悟疗法》,是将精神分析疗法本土化的优秀代表。



面前国内的很多学者,热衷于对国外的心理治疗方法进行改造或者自主创新,试图创新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我赞成和支持同道们的这种创新热情。但是,如何衡量和判断某种心理治疗创新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呢?



本人试提出三条检验标准:



(1)无论在理论方面如何提出一些新概念,创新者必须最终要在操作层面上创新出与以往任何心理治疗所不同的一些操作技术与方法;
(2)这些新的操作方法,能够取得比以往任何疗法更好的疗效或具有更为宽广的适应症;
(3)有确切的依据证明这些更好的疗效或更为宽广的适应症是由新加入的操作技术与方法所导致的,即,疗效与创新的操作元素之间具有确定的因果关系。


如果不能满足上述的三条检验标准,那些所谓的“创新”,其实是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和意义的。由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文化差异性远远小于其人性的相似性,因此,这些对心理治疗所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其实往往是没有多大必要的。





2、本土心理治疗:中国文化可能会对世界心理治疗做出贡献


马斯洛:“东方文化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感情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在西方心理治疗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曾经借鉴了中国或东方文化的有效元素,据说荣格和拉康等都曾经读过《易经》,弗洛姆曾经专题撰写过《禅与精神分析》。



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着大量具有心理治疗原理或心理保健功效的思想与方法。因此,从中国文化中直接挖掘和提炼出中国人自己独有的心理治疗方法,或叫做“本土心理治疗”,这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方面,中国有可能在这个方面会对世界心理治疗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土心理治疗”是指产生于某民族本土文化、具有该民族文化特色、属于该民族文化所独有的、一整套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就具有“情志致病”的学说,具有心理治疗的基本方法,比如“以情胜情法”、“相反情绪治疗法”、“喜乐疗法”、“顺情从欲疗法”、“抑情顺理疗法”等,但是与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相比,显得有些不够系统和完整。



杨德森先生所提出的“道家认知疗法”,采用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的道家思想元素,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西方的认知疗法体系。



如果说儒家是“集体主义取向”、强调以社会他人为主体的话,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把个体与他人、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环境看作是平等并列的主体,受到同等的尊重。所以,道家思想强调个体应该顺应环境的变化,做事要顺其自然。



老子的《道德经》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人类智慧。与西方较为僵硬、绝对化的形式逻辑思维相比,道家的思维方式更加具有灵活变通性和动态发展性,更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主体间性。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当个体受到心理创伤时,心理发展会停滞在那个阶段,这叫做“固着”(fixation)。而道家“上善若水”的观点,可以帮助受伤者的心灵流动起来,走出创伤,走向健康。



Otto Kernberg认为婴儿从出生开始,经历了内射、认同、自我同一性三个重要的心理内化发展阶段。这样的心理发展过程,才只是完成了自我意识“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从有到无”的后续发展过程。



克莱因提出偏执-分裂位相(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PS位相)和抑郁位相(depressive position,D位相),她认为,婴儿从PS位相发展到D位相,最终达到理性面对现实。所以,克莱因所给出的心理健康状态,是内心整合协调的,能够重新面对现实的心理状态。佛家文化针对PS位相,所采取的观点和方法是“消除我执”,而最终所要达到的状态却是一种内心“空无”的状态。所谓“空无”,往往被表述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将个体的力比多从外部世界撤回内心之后,内心所取得的一种解放、自由自在的状态,这时个体仍然存在着清晰的自我意识,能够清晰地觉察到自我已经进入了一种“空无”的存在状态。这时,个体的内力感受是“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这是一种自体与环境充分融合,一种“有”与“无”完美整合、统一的状态。佛家修炼所要达到的这种“空无”的心理圆满状态,是西方心理治疗学理论中所没有涉及的状态。在这一方面,或许东方文化或者中国文化可以弥补西方心理学的某些空白与不足,中国人在这方面,如果加以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话,有可能会对世界心理治疗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1年元旦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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