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老师高觉敷（申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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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的老师高觉敷※
为了对老师的纪念，我来回忆我的老师高觉敷。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回忆”，因为老师的影响仍然体现在我的工作之中；老师的身影也常在我的梦中出现，依然伴随着我的生活。
第一次见到高觉敷老师是在他南京赤壁路12号的住所。那是一栋古朴典雅的楼房，庭院中有一株很大的腊梅树，以其独有的素朴装点其间。1984年是我开始读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从那以后的7年中，赤壁路12号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家。高老师也是这样对待学生的，他把我的一张“全家福”一直放在他书桌的玻璃板下面，所表示的是对学生的感情与期望。正如高老师后来写给我的信所形容的：“你我相处7年，念念难忘；情如师生，谊同友伴。”
我在1990年的12月离开南京前往广州工作。随后的几年中，高老师每隔一周都会写信给我，仍然表现着老师对学生的期望与关怀。当然，这也是对学生的激励和鼓舞。凡是学生有了成绩与进步，他总是最高兴的。这也使我体会到，学生的发展，也正是老师的存在，以及老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高老师去世的前一周，我曾经梦到与他在一起：“梦中的他显得身体疲惫，但精神依然闪烁。我搀扶着他离开赤壁路12号的住所。出了门口，他告诉我要我回去为他用水冲洗一下房间……”在这个梦中，高老师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让我所去做的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长远的思索。一周后，接到高老去世的电报，我随即赶回了南京。独自一人去医院的太平间与高老师做了最后的相处，也是最后的道别。他是我的老师，早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情怀；他是我的朋友，一位受益终身的良师益友。
记得在高老90岁生日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为高老师准备了盛大的庆祝聚会。那也是高老从教65年之际，国内外学生学者云集金陵。会上有“高老的学生代表”发言致辞的安排，高老的学生如李伯黍、朱曼殊、孙名之等均在场，他们也是我的老师。但他们说让我去作这个发言，因为高老的年龄最大，而我的年龄最小。我以“虚怀若谷”为主题作了这个发言。在我的理解中，“虚怀若谷”是一种人生境界；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高觉敷老师都具有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
我在1989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在高老的指导下，我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中国心理学家论心理学”的课题研究，先后正式采访了国内20余位心理学家，包括周先庚、左任侠、邵瑞珍等，通讯采访了10余位心理学学者。我自认为那是一次特殊的“博士后”体验，尤其是能够有机会受教于诸多的著名心理学家。但采访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我是“高觉敷的学生”。
1993年7月，我赴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心理与教育辅导研讨会”，其间结识了台湾学者吴武典，并且随后保持了友好的学术交往。因为他的老师钱萍曾经是高老的学生，因而我们也就有了“同门情谊”。吴武典曾经在台北主持“首届华人社会心理与教育测量研讨会”，并且安排我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引介说我是“高觉敷的学生”。报告后我结识了黄坚厚、杨国枢、张春兴、吴静吉等台湾心理学学者，他们同样是把我看作“高觉敷的学生”。
1993至1994，以及1996至1997年，我都曾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和讲学。当所结识的心理学界朋友得知我是高觉敷的学生的时候，也会增加许多意外的惊喜。如曾经作为美国心理学史分会主席的Brozek，K. Lewin的女儿M. Lewin，曾做美国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20余年的Alvin Zander，归因理论家H. Kelley，以及美国分析心理学会主席T. Kirsch等。他们都知道高觉敷，也非常高兴我是“高觉敷的学生”；作为学生，同样也是老师的存在。
1996年是高老诞辰100周年，我把出版的《心理场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一书作为对老师的纪念，在书的扉页上写到：“谨以此书奉献给我的老师高觉敷先生，怀念他虚怀若谷的精神，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并且在书的“引言”中提出：“我将此书奉献给我的老师高觉敷先生。不仅仅是因为我对勒温心理学的研究是由他来具体指导的，他对于我的恩惠，远远不只是一篇论文的指导。”
同年，我还以“论心理学专业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为题，在《心理学报》（1996年第4期）发表了纪念高老诞辰100周年的论文。其中提到，“高觉敷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著名的理论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他在世98年，翻译撰写了180余篇论文，30余部专著和译著，对于西方心理学的引入，对于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心理学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如精神分析心理学、麦独孤的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以及勒温的心理学等，都深深刻记着他的研究与翻译的痕迹，都反映着他对我国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影响。”
高老师曾两度翻译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1935，1981）。担任过美国心理学史分会主席的约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