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新解释

熊玲心理咨询

精神分析问世之后，就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有些精神分析学家继续坚持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并修饰了某些概念；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例如C.荣格、A.阿德勒、K.霍妮、E.弗罗姆等人，却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的一些主要论断，并各自提出自己的心理学观点，从而形成新精神分析学派。

1、分析心理学。这是荣格提出的心理学体系。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在于对心理能量的解释。弗洛伊德把心理能量称作里比多，其核心是性爱；荣格则把心理能量视作普通的生命力，性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荣格看来，这种生命力和其他各种活动一样，是在生长和繁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荣格认为，心理能量是心灵背后的推动力，在生命的早期，这种能量主要集中在诸如吃、排泄和性行为等活动中，随着个体的发展，能量便大量投入解决精神需要的活动中。

分析心理学认为心理有三个层次：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荣格强调蕴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强大力量，认为这些力量对精神发展起着最大的作用。集体无意识中的先天倾向称作“原型”。在这些原型中有四种原型最为重要：人格面具、阿妮玛、阿妮姆斯和阴影。

荣格还根据心理能量的方向把心理分为两种类型：内倾和外倾。这两种类型是反应特殊情境的两种态度或方式。荣格认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些对立的态度，只不过一种态度比另一种态度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已；纯粹内倾或外倾的人是没有的，个体在特定场合下，由于某种情境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占优势的态度。

2、个性心理学。这是阿德勒提出的心理学体系。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在于：弗洛伊德强调过去经历对当前行为的影响，而阿德勒却着眼于未来；弗洛伊德倾向于把人格分层，而阿德勒则强调人格的统一。阿德勒认为，人的行为不是由生物本能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只有研究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才能了解这个人的人格。在阿德勒看来，人首先是一种有意识的生物，人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并为人所设想的种种未来所影响。为未来的目的而奋斗，就能改变和影响一个人在某一瞬间要做的事情。

阿德勒强调人格的统一性，认为存在一种策动的内驱力，它使人格的不同源泉通向一种主要目标。这种人人都想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优越感，它包含着更为完全和完整的发展、成就、满足和自我实现。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克服自卑感。起初，阿德勒把自卑感与身体缺陷联系起来，认为机体上有遗传弱点的儿童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将促使他努力去进行补偿。后来，阿德勒扩大了这个概念的范围，自卑感包括任何身体的、精神的或社会的障碍，不管是真实的障碍还是想象的障碍。一方面，个体意识到他的自卑，另一方面，他又为追求优越的精神所驱使。阿德勒相信这种“推和拉”的过程在整个一生都存在着，它促使个体力图获得更大的成就。

3、神经症理论。霍妮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正如霍妮自己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和对它们的治疗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这是由于他极端地不相信人类的善良和发展。他认为，人注定要受苦或是毁灭。而我自己的信仰却是：人类有才能并且也愿意发展他的潜力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我相信人是能改变的，而且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在变”。

霍妮理论的核心是基本焦虑，意指“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这种基本的焦虑可能是由于双亲对儿童的态度和行为不同所造成的，包括管得太严、保护不周、得不到温暖、古怪的行为等等。简言之，凡是扰乱儿童和双亲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东西都有可能引起儿童的焦虑。霍妮的观点是，这种焦虑不是内在的，而是社会或环境造成的。

当这种由于社会或环境而引起的焦虑在一个儿童身上产生出来时，他就会产生出一些策略来应付那种不安的情感。这样一来，他便在反应他的特殊环境的需要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人格。这些策略可以分为三种：（1）趋向人的行为，如对友爱的需要；（2）避开人的行为，如对独立的需要；（3）反对人的行为，如对权力的需要。当这些策略成为人格的一个固定部分时，它就会变成所谓神经症的需要。霍妮认为，这些策略或需要没有一个是应付焦虑的现实方法，而且它们之间也有矛盾，所以也会引起基本的冲突。一旦个体牢固地建立起他的应付焦虑的方法，他的行为就不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表现不同的模式。

霍妮相信，神经症基本冲突既非内在的也非不可避免的，而是发生在童年时代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情境中。如果儿童的家庭生活具有谅解、安定、友爱和温情等特征的话，这些冲突是能够防止的。

4、社会哲学理论。弗罗姆的理论与其说是严格的心理学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哲学理论。弗罗姆的着眼点是整个社会面貌对个人的影响。他的基本观点是：现代人依靠自然就能够成功地解放他们自己，结果却发现自己孤立于他们的伙伴之外。例如，儿童与其双亲的关系表现为儿童对双亲的从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当儿童到达成年期时，他获得了独立，但却以失去他原先的安全感作为代价。在弗罗姆看来，人的活动动机在于逃避他们永远发展着的自由而回到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中。在人类生存中，这种首要的动机力量并不在于满足本能的内驱力，而是渴望恢复到一种有所依靠的条件中。这里，弗罗姆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由文化或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生物的条件所决定的。

弗罗姆认为人有五种特殊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从他的孤独存在的条件中产生的：个体希望彼此相同的需要；个体隶属于社会的需要；把低级的动物本性上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人类的需要；与同伴形成融洽关系的需要；求得稳定和一致的方向或参照构架的需要。弗罗姆指出：遗憾的是，社会并不提供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有时还会与个体的这些需要发生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罗姆分析了权力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社会体制。权力主义把一套极其严格的指导原理从外部加诸于社会，以便造成一种奴役或束缚状态。弗罗姆认为这种体制无法解决人的孤立和需要问题，因为一个不能使个体实现其许多潜力的社会，一定会使个体产生对这个社会本身的敌视。弗罗姆主张，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乃是人本主义，人们通过人本主义便会本着友爱和分担工作的精神，或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其同伴联合起来。在这种社会体制中，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是兄弟关系，不仅不会感到孤独，而且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