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新巴别辞典之色语、酷语与秽语

穆穆

“上帝”是一个谜语，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无穷尽的解。在今天，这一概念会遭到致命的误读，被偷换成与思想奴隶有关的皈依仪式。但上帝的本性在于，它是启动人的伟大信念和终极关注的契机。或者说，它是显现在人类梦境中的最明亮的景观。一旦我们不再做梦，上帝就动身离去。对人而言，上帝没有什么危险性，并且完全无须我的屈从和臣服。相反，它不过是人类事务的最高目标的一个普遍象征。如果放弃这种隐喻性陈述，我甚至连思考都不能进行。上帝是一个词根，人什么时候中断说话和写诗，它就终止自身的存在。

2 夏娃是亚当的话语
夏娃是亚当的话语，她从亚当的里面出来，成为他的客体。识读不仅是亚当对夏娃的亲吻，而且是夏娃重新归回的过程，就在识读的瞬间，这个女人再度成为亚当的肋骨，也就是重新返回亚当的里面，同时，她仍然保持了一个亲吻前的女人的自在性。只有上帝看清了这点，只有上帝意识到亲吻(识读)使夏娃落回到亚当的里面，回到他的热烈的胸膛。

3  大师
“大师”一词源于先秦，本来是一种官职，后来被佛典翻译家借用于佛教中梵文“Sastr”的译名，为精神导师之义。在世俗社会中，这个词被用来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之士。

4 足下
再没有比“足下”这个称谓更令人奇怪的了，它的语义和字义构成了强烈的对抗：它本来要表明对方身居足下的超级卑微性，而最终却成为对于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

5 话语变乱时代的降临
老子的出走隐喻着一个漫长的话语变乱时代的降临，它隔绝了我们与异邦世界和整个过去的联系，并迫使我们屈从于各种强加的虚假消息，而一种错误的识读加剧了我们的痛楚。
​
6  色语的挑战
女权主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叛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作为前DJ和歌厅妈妈生的棉棉，已经从都市边缘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语挑战，而京城的春树们则企图把这种权力向青春地带拓展。尽管这幅反叛图画上时常叠印着书商们的笑容，但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行为还毕竟预示着一场广泛的性叛乱，它不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气息，而且也在谋求情欲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

7  “灵语”的不在场
“色语”和“灵语”的不和谐发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肉身的价值获得夸张的弘扬的同时，信仰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空无，或者说，它遭到了基础价值（货币和实利）的全面替代。在国家主义信念离去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国家或宗教信仰能够充填转型社会的空虚头腔。这种精神叙事的空缺，只能归咎于精神生产机制的腐朽。庞大的知识工厂日以继夜地开工，生产着无数无用的字词废品，那些学术废料主宰并充填着大多数书刊杂志，造成文化繁荣的盛大气象，却完全不能为灵魂提供有价值的信念，相反，它们只能进一步挤压自由精神的叙事空间。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应为这种严重渎职承担部分历史责任。

8   鲁迅的“锐语”与“恨语”
鲁迅的早期“锐语”（以《野草》为范本），一方面保持了犀利、批判和愤怒的言说风格，一方面深蕴着生命幻象、爱语、对瑰丽事物的迷恋、以及在一个宗教缺席的语境中探求终极真理的渴望。越过黑暗的坟场，“过客”的绝地追问，超出了他自己的彷徨目光，成为回荡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最凄利的叫喊。然而，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一个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合著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伟大领袖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

9   恨语中的皮鞭意象
鞭子具有浓厚的双重性格特征，它不仅是专制权力进行思想镇压的道具，也是反叛者实施文化颠覆的工具。早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就开始动用“鞭子”意象来喻指他的批判精神：“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这个尖锐的意象最初是作者用来“鞭挞”他人的利器，而在晚年却演化成了受迫害的象征。1935年9月，过去一直高擎话语之鞭的鲁迅本人，竟然也有了遭人鞭打的疼痛感。他致信胡风，将“左联”领导人喻为“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从鞭人到受鞭，这个戏剧性的突变，令鲁迅与鞭子的关系变得完整起来，而鲁迅的话语，则在更广泛的领域里鞭子般抽打着他的那些敌人。

10  雷锋日记中的皮鞭意象
在雷锋日记里，有一则被抄录的短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引起国家主义作曲家朱践耳的热烈关注，它随即被谱成歌曲，成为全中国人的音乐圣餐。作为一种典范的颂歌语体，除了恋母情结和对“人民”的热爱之外，它还流露出了强烈的阶级仇恨――“……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这个被朱践耳的旋律充分戏剧化了的仇恨之鞭，与伟大领袖 “黑手高悬霸主鞭” 的诗句紧密呼应，成为国家话语中最具魅力的符码，照亮了阶级斗争的广阔前景。

11  聒噪美学
这种美学企图在精神史范围内确立艺术话语对其他生存操作的僭替性。面对人的广泛的荒谬和无力的境况，也即面对所有操作都丧失意义的状态，舌头竟然成为唯一有效的器官，舌头和它的产业(话语)增殖并运动着，使我们能够在孤寂中聆听到来自自身的声音。中国的聒噪美学，导源于庄周的汹涌言辞，而定型于汉代辞赋。它是用大量无用的字词去颂扬宫廷或都市景观的一种谦卑努力，许多著名文人如贾谊和张衡都卷入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聒噪运动。正是从上述话语洪流中诞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聒噪者司马相如，这个人超出了通用文学史所给出的估价。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用话语聒噪进行反讽的范例：所有的关于物象的铺陈辞藻都旨在揭露它自身以及与它相关的糜艳生活的无意义性。司马相如藉此指出了聒噪的内在本质：“子虚”与“乌有”。

12  聒噪与缄默
聒噪是以话语为家的人的一种原始立场，它与缄默正好相反。缄默是对(外在)话语的终止，缄默者通过悬置他的舌头，悬置了他的声音，也就是悬置了用话语击打世界的可能性。聒噪者说：我要审判。在世纪的黄昏和末日里，他要用话语判定人的境遇与未来。这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他自身的存在。

13  色语
色语即情色话语的一种简称，它是所有话语中比较隐秘的那种，它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欲望和密室生涯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它的私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流氓的介入，它最终被转换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变成了床帷偷窥者。

14  酷语
酷语就是暴力话语的一种简写，它与色语一起构成了流氓话语的主体。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属于色语世界，其它三部却都是酷语的范本。由于酷语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共用话语，它最终成了中国流氓话语中唯一能够风行两千年而没有遭到围剿的部分。

15  秽语
秽语（脏词）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它拥有一个色语的外貌，同时又具备了酷语的暴力性。它是肮脏和粗鄙的，同时又散发出亲切而恶毒的气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份子的话语词典。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脏词系统。

16  国家主语与文人宾语
尽管国家只是个人生活的某个母题而非全部，文人也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国家的怀抱里才能得到灵魂的慰藉，但传统文人与国家的双边关系，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永恒焦点。招安与反叛、皈依与逃亡、忠忱与背弃、和解与对抗、亲密与疏隔，所有这些对立的正题和反题汇聚成了所谓的“国家话语”的核心，显然，国家就是这话语的基本主语，而文人（文官）则是一个宾语，它们吁请着文人的热切关怀（陈述）。

17  古典色语
在唐宋诗歌和明清小说里，色语始终以诗歌、隐语和谜语的方式出现，狎妓的风情被知识分子的典雅话语所掩盖，拥有一个由纱窗、珠帘、画屏、红烛、鸾镜、绮帐、玉钩、香衫、罗带、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构的香艳语境，但它又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18  ×
秽语是所有脏词的总和。但有时只需一个简洁的“操”字，便能令个体的言说获得非凡的力度。《淮南子》声称，从前仓颉造字，天上居然下起了粟米，鬼神都在夜间哭泣，这无非就是在描述脏字诞生时的情景。在话语暴力的等级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词能跟脏词媲美。鲁迅所指称的“国骂”（“他妈的”），早已更新换代，变得更加短促尖锐。在北京“工体”的比赛现场，数万人高喊“傻×”，已是惊天动地之举；而如今，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一起说“靠”和操“×”，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秽语并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诗人艾伦 金斯伯格就以一首《在美国》狠操了美国的屁股。这是西方前卫诗人的嚎叫，它以“跨掉的一代”名义，击碎了保守的中产阶级秩序。此后跟进的是黑人说唱（RAP），它把欧美文化拖入动荡不安的“FUCK时代”。

天生丑石1：上帝的本性在于，它是启动人的伟大信念和终极关注的契机。或者说，它是显现在人类梦境中的最明亮的景观。一旦我们不再做梦，上帝就动身离去。对人而言，上帝没有什么危险性，并且完全无须我的屈从和臣服。相反，它不过是人类事务的最高目标的一个普遍象征。如果放弃这种隐喻性陈述，我甚至连思考都不能进行。上帝是一个词根，人什么时候中断说话和写诗，它就终止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