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田哲学：平等，意味着对自由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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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主义者的政治版图
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曾经口出狂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企图把人生与人的思考结合起来，认为人生乃是人的思考后的结果，他企图要以人的理性能力为人类设计一条完全正确的方向。然而这在我看来苏格拉底是狂妄的，它的狂妄在于不仅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类中心论，淹没了早期人类试图认识自然的哲学思潮，把人从认识自然引向了认识自我本身，更在于他把理性置于一种绝对崇高的地位。总而言之，苏格拉底哲学的蓝图可以概括为：自然的核心是人类，人类的核心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的核心是苏格拉底的理性。
然而苏格拉底自有他的狡诈，他知道理性推崇至上权威的首要任务便是否定感性上的狂妄，于是乎，苏格拉底的那句“我唯一知道自己的便是我一无所知”变成了理性主义者学问的辨证出发点。在黑格尔那里便是否定后的肯定，否定即意味着肯定，无否定也就无肯定。应当说，几乎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有这种看似自我否定实质上变相自我标榜的倾向。
理性至上意味着对因果律同一律等理性法则的崇拜，然而人类理性的最大敌人便是人类自我的感受能力，人的感受能力与逻辑抽象的推演从来都是死敌，人的非理性体验感受到了荒谬，而逻辑主义者却证明了强大，人的非理性体验感触到了人类的异化，人的理性却相信至善至美必将到来。不得不说，人的非理性感官体验到的是实实在在具体的实体，而理性主义往者往忽视现存情况，而相信这都是转瞬即逝的幻觉，人要追求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便是理性主义者自我设计的产物，有三点可以证明，首先是全盘否定式的自我标榜，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横扫一切的否定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这在我看来，意即意味着肯定自我的理智设计。其次是逻辑图腾，他相信人类历史是按照某种逻辑进行的，即所谓历史的前进应当是一种超越，而这种超越本身就是一种规则。最后便是忽视实体本身，国家大于实实在在的个人，理性设计大于苦难的感受，人类应当为某种理想而超越现在的苦难，政治目标陷入异化。
二：感性蒙蔽，理性膨胀
宗教改革，千年神人对立姿态瓦解，人的原罪载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原罪的载体由个人演变成了社会，启蒙运动爆发，理性得到张扬。
然而理性早在笛卡尔与洛克之间已分道扬镳，“人能够知道什么”这看似简单又似深不可测的话题历来是哲学问题的出发点，换言之，如果不搞清楚“人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就意味着无法建立相应的体系，意即无法认识世界。因此这一问题成为区分各种纷杂哲学的关键点所在。笛卡尔认为人唯一能够确定存在的便是理性（思）本身，而其他都是思的结果，只有思是不证自明的。对于这一结论，笛卡尔自有他的高招，这一招数可以打个形象的比喻，人喝一口水，把水都化验一遍，然后试图说明水都是虚空的，只有喝水的嘴巴才是真正的存在者。经过笛卡尔的启迪蕴量，政治神学化诞生了！
所有热衷于破坏一切的理性主义政治家都认为当前的社会是极度黑暗的，犹如笛卡尔认为思之结果都是不真实的，必须全部放弃。理性主义者大多不怀疑思本身而企图以逻辑支撑起彼岸天国的理想，并予以回击现实的嫉妒黑暗。彼岸天国的理想越美好，煽情成分越大，现实回击力度也越大。如果说中世纪的彼岸天国只是人类无法到达而予以期盼的希望所在，那么宗教改革后人类为自己社会设计的蓝图则是人的理性极度膨胀后的欲望栖息地，感性一旦阳痿，理性过度膨胀，天国理想便渴望变成真实憧憬！
然而理想终究是理想，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在经历时间的变数中必须与逻辑相对联系起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设计师是来自异邦的乡巴佬——让雅克.卢梭，其学说却是法国本土味十足的笛卡尔哲学，卢梭分析了人类社会整个发展的面貌，由此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种倒退式的存在，人类必须回到社会一开始本身，犹如笛卡尔式的全部吐出来回到思本身去，吃进去的反伤了胃，说明一开始吃的东西都是错的，吃的东西也全部是不应该吃的。他教唆人类必须为原始社会的美好图景战斗。在那里，没有虚伪也没谎言，没有剥削人人相处和睦。这便是大革命的使命，不仅仅要建立经济共和，还要建立道德共和，思想共和。在卢梭那里，应然与实然永远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体，要么不改变，如果改变，就得全盘否定。
与1789年革命蓝图稍微不同的是，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是把逻辑运用于人类往后设计的蓝图，而不是回到人类社会一开始本身，如果说卢梭认为社会是消极的发展着的，那么黑格尔则认为历史首先应当是一种前进的方向，是一种超越的方向（注：当这一法则不适用中国的时候，黑格尔就说，中国是例外的例外，以图保障其学说的绝对正确性）卢梭把理想主义往原始社会靠拢，马克思则把理想主义向未来看齐，卢梭的理想主义蓝图来源于脑袋中天然的想象成分,这种想象成分当然包含逻辑本身。而马克思们把理想主义则来源于对历史概括的把握。
三：平等意味着对自由的背叛
上帝造人的时候，既创造了亚当，又创造了夏娃，他并没有创造两个夏娃，也并不创造两个亚当，上帝让人类明白，这个世界应当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单一完美而平等的世界。
当叔本华怀着失望的心情退出他的三尺讲台时，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内心是如何的怅然啊，世界本身是表象与意志的构成，有人偏偏说是绝对理想的精神王国，世界的不平等为人类发展欲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而有人却处心积虑偏偏建立一个无欲望的理想之地。可敬的神明啊，用你那令人敬畏的口吻说说吧，绝对的平等国度会不会把人逼疯啊。
得确，正如叔本华说言，人的本质存在是由人的欲望构成的，人类之所以存在，根本在于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不完美为人类提供了有事情做的可能性，也为人类提供了希望的可能性。人之所以存在，绝不在于目的是什么样的，而在于过程，过程就是存在的目的，人类并不是抽象的供平等玩弄的妃子，保障人的自由，就是给人以平等。
人类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就要有统一的目标，而目标的实现既要靠坚强的意志，又要靠外在可提供的条件。在社会政治理想建立中，外在最便捷的条件便是复辟专制。要使得目标成为必然性，就容不得过程出现差错，而过程的差错，也容不得价值的多元化，因此只有绝对的同一形式，不能有多元化的思想。总而言之，如果人类为自我设立一个平等的理想国后，就容不得散漫，容不得自由，如同一个人为自我设立目标后，他容不得改变这个目标的其他企图。
在我看来，平等就是自由的死敌，选择平等了就意味着放弃自由，自然的不平等无法改变无需讨论，人为设立的平等就是理想，但人类社会最可靠的恰恰是不平等的存在，只有容忍不平等，人才可能自由。
四：国家主义，最狠的异化
无须多思考，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必定是国家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必是自由主义者。当然这是我断言，但假使这个条件如果不成立，绝对的理想政治则无法实现。
政治学思考的对象必须是作为具体存在的人，这人可以把他分开来思考，意即个体，可以把他当作整体来思考，意即国家。当把个人与国家绑架起来的时候，必定有某种政治企图，换言之，散漫的个人并不能实现某种集体式的政治目标，而仅仅只能满足每个人的各自所需，各自所需也就承认满足自由。因此如果乌托邦设计一旦登台，国家主义便会随之繁衍催生。
没有对逻辑的信仰，也就是否定必然，历史无必然，无规律，那么政治的唯一图景就是保障现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而自由就是对必然说不。
几百年前，《论人类不平等起源与基础》和《资本论》相继诞生，两者所诉思想大同小异，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异化，前者论述的是社会发展之中人的异化，后者论述的是资本运作扩张后人的异化。两人都用自我的理性为国家设计了理想蓝图，不论是卢梭的先验理性，还是马克思的经验概括后的理性，他们实行理想蓝图的模式都是把个人同国家绑架起来。如果说人在赚钱积累资本的过程中远离了一开始的初衷成为资本玩弄的工具而成为了异化了的人，那么个人同国家一起运作而成为国家玩弄的对象的时候，这是否是另一种异化？政治蓝图背离了解放人的初衷而使得人成为国家与集体的御用奴役这是否是另一种异化？
早在康德时期，就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人是目的。这也是一种反异化的说法。既然人是目的，那么即使某种理想国实现之后，必须把人的异化矫正过来，把真真切切的利益落实到个人而不是共同体。因此在我看来，理性主义设计的蓝图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没有纯粹的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人类实现某种乌托邦之后最后必须把乌托邦的成果落实到现实的经验之上，为合理分配乌托邦成果提供可靠的绝不是某种理想，而是现实之中的自由经验。然而经过乌托邦的一段政治幻想，而这中间恰巧牺牲的是那些为国家拼尽全力的个人。（当然乌托邦根本无法实现，但假使实现，政治思路也是不准确的）
没有纯粹的理想主义，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落实到个人就是本着经验行事，自由就是终极目的。不然某些人口口声声的异化却终究把自己研究的人异化罢了。
国家主义只是一种过程，如果个人同国家绑架起来成为某个人活着的终极目的，那么人就成为非人，就是最狠的异化。